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原主任阮若琳

阮礼军 2011-4-27 20:39

我最喜爱的电视连续剧1987版《红楼梦》就是咱们阮氏先辈阮若琳主持摄制的！

阮礼军 2011-4-27 20:45

没有阮若琳就没有87版《红楼梦》
        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阮若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3月19日19时50分，在北京空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1岁。作为原中国电视剧中心主任，阮若琳曾主持摄制了《红楼梦》、《西游记》、《末代皇帝》等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制片主任任大惠直言：“没有阮若琳就没有87版《红楼梦》。”
　　任大惠回忆说，“当时筹拍《红楼梦》时，反对的声音很多。电影界认为电视剧拍红楼梦是扯淡，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剧水平的确不高。包括当时某位部长见到阮若琳就提出，《红楼梦》不行就下马吧。老阮非常着急紧张，但她还是坚定地支持我们，事实证明她的决策是对的，现在《红楼梦》已变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后来那位部长也认可了名著翻拍的必要性，这跟阮老当年的魄力有很大的关系。”任大惠用“很懂艺术，非常果断”四个字来形容阮若琳，“阮老生前做了非常多有意义的事，毫不夸张地说，她对中国电视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阮若琳1929年3月生于北京市，1975年1月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1978年1月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83年1月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1988年1月任中国电视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97年4月离休。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阮若琳无疑占有重要一篇。从火爆中国荧屏的“阿童木”到热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都与她的决策密不可分。据悉，阮若琳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明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举行。《广州日报》

阮礼军 2011-4-27 20:47

生如胡杨 逝如松柏——追忆阮若琳二三事
        得知阮若琳逝世的消息，那天我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想起几年前我和妻子去看望老人家那次，我大老远的向她喊了一声，老人家爽朗地应了一声：“吆，大勤来啦。”阮老的视力是差了些，但我觉得她那精神头要活过百岁。谁想到2010年3月23日老人家就走了呢。我不止一次地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在她住院前再去看望她，兴许多送去一份祝福，老人家会在百年之后才走呢。让我心安的是，隔天上午我去八宝山向她老人家告别时，她那依旧慈祥的面容，似乎略带微笑地向我说：“不要责怪，人生自古如此。”走出告别大厅，我仰望天空，明知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我还是忍不住流下伤心的泪水。
　　一
　　回想二十几年前和她老人家相处、即我人生成长重要阶段的那些日子，她的声音、她的模样、她的举止，她对我们每个人的态度，她对每项工作的认真态度，她那俭朴的生活作风，她对许多大事小情举重若轻的决定，仿佛就在昨天……
　　当时，我这个半路出家、学了点新闻学的机关干部，就是因为她的声望而来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的。那时候的中心机关是在虎坊桥一栋小楼的三层上，其它的七个部门分别在简陋的招待所和仓库里办公，那时的中心人称“八大处”。有的自己起火做饭，有的在招待所里搭伙。办公地点分散，电话又少，可拍摄的戏却很多——《西游记》《红楼梦》《末代皇帝》，加之几个创作集体的许多连续剧、单本剧、儿童剧、动画片等，真是红红火火、遍地开花。名为三百来号人，可每天见到的也就是那么十几个人。那时，我敢说有谁知道阮主任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呢。当时无论你在哪里见到她，她都是风风火火、面带笑容的样子。她到虎坊桥，你总见一个大手提包(里面都是剧本加一个饭盒)伴着她那娇小的身体，急匆匆地，转瞬间便上了楼。可三楼她那间和一位副主任合着办公的不大的房间外，早已有人排队等她。在隔壁一间办公室的我，常见他们离开阮若琳后脸上那掩饰不住的兴奋。那时的我，哪知道《西游记》《红楼梦》等都是在借款拍摄啊。得知一切后，我的担心居然让她看了出来，她笑着说：“硬着头皮干吧。不是有句话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嘛。”望着她那镇定自若的样子，我顿时觉得自己是多么地渺小。从此后，我对这位领导者的魄力和人格的魅力又多了一份理解和敬重。
　　二
　　2010年3月24日，《北京晚报》刊发的题为“央视副台长阮若琳逝世”的消息中称：“任职中国电视剧中心主任期间，曾主持拍摄了《红楼梦》《西游记》《末代皇帝》……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阮若琳占有重要一篇。从火爆中国的《阿童木》到热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都与她的决策密不可分。”细想那时候，各种新闻媒体纷之沓来，有说老阮是女中豪杰、女强人的，有说她是富有创新和创造力的改革家的。这些赞语都源于他们在和阮若琳既亲切和善温文尔雅、又有非凡洞察力的交谈后发自内心的感慨。阮若琳知道后，依旧那么镇定自若，一笑了之。老阮曾说过：“部长让我承担这个任务，我什么条件也没提，什么价钱也没讲，连一辆汽车都没要，我只接受了几间房和一些桌椅板凳就开张了。”在她的带领下，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激发出了一种使命感，就是都要为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争光。阮若琳说，我们不仅要拍古典名著，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而且要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解放军战士作为我们创作的主体。的确，早在她任央视副台长主管电视文艺期间，《凡人小事》《蹉跎岁月》《新岸》等一批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就已经诞生。担任中心主任后，一批如《寻找回来的世界》《小木屋》《生命的故事》《强盗的女儿》《甄三》等也都在国际国内占有领先的位置。成就归成就，而对于一些人的不实之词和过失行为，老阮却一点不留情面，甚至于严厉批评。许多人知道老阮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但她留给人的印象是威而不严，无论老的少的、带长不带长的，见面时都称她老阮。有人甚至称她是中国电视剧之母，老阮知道后很不高兴，批评此人对中国电视剧历史了解不够。《末代皇帝》还没开机就招来控告，说侵了意大利导演的权，阮若琳不信邪，剧组在她的带领下硬是闯了过来，可搭建的太和殿却莫明其妙地毁于一场大火，老太太真的急了！她和有关人员一边积极配合公检法，要求该法办的法办；一边又极力安抚剧组主创人员以超强毅力完成拍摄任务。需知，这对已是五十多岁的阮若琳来说，需要付出多么大的胆识和精力啊！阮若琳待人和善，但对人员的管理也很严。那几年，有个别人不遵纪守法、损害职业道德，老阮毫不留情，严肃处理。记得当时我在接待新华社一位记者时，该记者感慨地对我说：“老阮是位敢说真话、敢于担当、不以物喜、不以己忧的人，中国的知识界是多么需要这样的人啊！”我以为她道出了我们许多人想要说的话。
　　三
　　作为中国电视剧繁荣和发展时期的领头人，阮若琳不仅将国产电视剧《西游记》《红楼梦》《末代皇帝》等推向了国际市场，让不同国籍、不同肤色的人了解了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而且通过走出去、请进来，进一步弘扬了我国的民族文化。如日本广播协会和中心合拍的《离别广岛的日子》《樱花梦》《不知其名》《长流不息》等，在播出后反响是很大的，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记得五年前在韩国济州岛举行的中日韩电视艺术交流会上，日本艺术家、时近80高龄的大山胜美还让我带他一定向阮主任问好。而当时的阮老，又何尝不在关注电视剧的发展呢。
　　作为中国电视界的领导、长者、良师益友，人虽去了，我们依旧能看到她的影子，就电视剧而言，只不过时下越拍越长些罢了，而优秀电视剧的诞生要则，老人家那时就提出要拍有意义的，要好看的，要有自尊、自信、自立和自爱的。她说的每一句话，你一听就懂，而过些日子再想，其实话里面似乎还有更深的意义。

阮礼军 2011-4-27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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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若琳与西游记演员

2011-4-27 20:55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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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组在京郊戒台寺拍戏时，阮若琳台长（前右三）探望大家时合影

2011-4-27 20:51 上传

剧组在京郊戒台寺拍戏时，阮若琳台长（前右三）探望大家时合影


六小龄童发博文沉痛哀悼阮若琳女士

《西游记》这部电视剧之所以能够顺利拍摄，与阮若琳女士鼎力支持、力排众议分不开的，可以说，当年没有她老人家方方面面的支持和关怀，这部戏很难成功。记得当初拍摄《西游记》时我们遇到困难都会去找她，她都会帮助解决，尤其对我扮演美猴王从开始摸索前行到最后成功演绎一直都在鼓励支持，我调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后她又成为我的领导，还给我了很多出国学习、访问的机会。
    在此为诞生电视剧四大名著等的大功臣、开创者及奠基人之一的阮若琳女士表示沉痛的哀悼及深切的怀念，阮若琳女士的英名与中国电视共存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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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礼军 2011-4-27 20:59

本帖最后由 阮礼军 于 2011-4-27 21:04 编辑

剧星集结 送别“电视剧之母”阮若琳
     （记者王梦菁）“一生为电视艺术耕耘操劳，杰出的电视剧宗师和园丁。”北京八宝山兰厅前的《末代皇帝》摄制组全体人员的挽联让到场追悼的人深有感触。
　　2010年3月25日上午10时，被大家敬称为“中国电视剧之母”的阮若琳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兰厅举行。老版《红楼梦》和《末代皇帝》剧组人员等都前来追悼，导演张纪中前天也专程从武夷山新版《西游记》拍摄现场赶来，投身中国电视剧的新老几代人为此聚集在一起。
　　“没有她，就没有中国电视剧如今的发展。”在谈到阮若琳时，与她共事过的人都如此感慨。
　　《末代皇帝》的导演周寰跟阮若琳一起工作了20多年，含泪向记者回忆道：“她是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的人，从来没夸过，只有挑毛病，但挑的都很准。老阮私下对我们就像‘老妈妈’一样。”
　　在《末代皇帝》中扮“溥仪”的朱旭和87版《红楼梦》的副导演孙桂珍在谈到阮若琳时，都表示敬佩。“她真是热爱电视剧，但是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孙桂珍说。
　　新版《西游记》的导演张纪中也专程从武夷山赶来。“她提供给我了很多机会，阮老师退休后我还经常去看她，但最近一两年太忙了没顾上，很内疚。”张纪中说。
　　90岁的老演员黄宗江也参加了追悼会。他专程坐轮椅来送阮老一程。
　　老艺术家朱旭前来悼念摄/记者付丁
　　阮若琳：1929年生于北京，1978年1月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83年1月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因病医治无效,于3月19日去世。
　　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阮若琳堪称“中国电视剧之母”。从“阿童木”到热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都与她的决策密不可分。阮若琳曾主持摄制了87版《红楼梦》、《西游记》、《末代皇帝》等大型电视连续剧。

阮寿雄 2011-5-26 04:51

阮礼军 2012-7-26 15:47

东方闻樱：一蓑烟雨任平生—纪念阮若琳

------纪念“中国电视剧之母”阮若琳老师
　　从演员到导演、再到制片人，项目的决策者，我在影视圈游历30年，直到阮若琳老师的辞世，蓦然回首方才发现，阮先生用她温和宽容的视线，影响提点了我的大半人生道路，待我犹如子侄，仔细回味不禁自愧。
　　我初次见到阮先生是在《红楼梦》剧组，她是长辈、是领导、是决策人，我只是参加剧组学习班、尚未被确定角色的备选演员，我和阮先生的距离就像少林寺方丈和刚入门的俗家弟子一样遥远。一般来说，除非备选演员造成了无法忽视的损失，否则是不可能引起阮老师的注意的，因为参加《红楼梦》剧组的女孩子们都芳华正茂、姿容秀丽；都知道机会难得，听课学习十分用功努力，希望能够留下来，然后得到比较好的角色。相较之下，我就显得比别人敷衍了许多。和组里其它从全国海选的女孩子不同，当时我已经有几年的剧组经历了，同时也正在参加几个剧组和专题片的拍摄，因此经常缺席大观园里的学习活动。而且我虽然是备选演员身份，却凭借自己对《红楼梦》的粗浅研究，认定最为特别的角色是贾宝玉和贾探春，前者是大观园里的唯一男性，后者是唯一自卑又自尊的矛盾“美女”。幸好“俊眼修眉，神采飞扬”这种带着几分锐利和英气的美貌比较贴近我，要知道欧阳奋强是到开机前才进剧组的，这之前贾宝玉的造型就是化妆师在我身上定下来的。而陈晓旭适应林黛玉身份的热身小品，也是由我反串来和她配戏，后来到她再和欧阳奋强表现那种青梅竹马的亲密默契的时候，才能很快放开进入状态。我的这种高调和锋芒引起了阮先生的注意，有意识地要认识认识我这个“阳光”的小姑娘,明明是史湘云的作派，却能了解和欣赏贾探春的内心。
　　现在回想不是不怕的，我当然明白留在《红楼梦》剧组的重要，当时年纪小，真是很天真，完全不懂处世之道，不懂“做人要低调”的道理。如今回想自己那时的风头，生生出了一身冷汗，深感自己幸运。今天的我回头看当时的自己，都会觉得这个小姑娘自大狂妄、不堪造就，定要早早发配冷宫，贴上“永不录用”的标签。当我正式去觐见阮先生，开始时是将她看成一个准备诘问责难我的领导，随时打算自我辩解。然而阮先生压根没打算过问我的《红楼梦》学习过程，而是很感兴趣我当时到底在做什么、对剧组有多少了解、甚至对影视剧的发展有何想法。她温和愉快的目光，轻松的语调让我如释重负。我能够体会出阮先生语气中的真诚，她的确非常感兴趣。作为一个有想法、有信心的新出道的小姑娘，从来只有别人高谈阔论、我洗耳恭听的份，何曾有机会在江湖大佬面前直抒胸臆的，更何况阮先生是女性长辈，她肯听我说话自然不是因为我那“几分姿色”。她当时的耐心和诚意就值得我一生去感激，这是一个宽容豁达的前辈对后来者无私的扶持，她帮助我树立了对自己的信心，让我不仅仅想做一个演员的念头得到了肯定。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完全确定将来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种被承认是一个“有大脑的女孩”的兴奋感和虚荣心，而承认我的不是路人甲而是掌门人，现在看来和张三丰评点某人根骨不错、是练武的材料一样，具有权威性。我从小就漂亮，而阮先生更是万花丛中过，对美丽的容貌完全持近乎科学的客观态度，因此我在她面前根本不会想用容貌加分，生平第一次完全动用大脑而不是大眼睛去争取一个人的好感。固然阮先生对我多少有一些长辈的纵容，但是我很明白，我将来选择的道路，容貌已经不是无往而不利的武器了，甚至可能会是障碍。然而无论怎样，阮先生让我真正对《红楼梦》剧组产生了归属感，我喜欢亲近她，叫她“阮阿姨”，为了能够参与她的工作，不仅仅演一个角色，有关《红楼梦》的各种对外活动及宣传文章的写作；向导演组建议拍摄方案、情节处理；甚至曾经因为年轻气盛，不知轻重的把导演气得够呛，最后还是她出马平息了导演对我的怨气，同时告诫我注意处事方式。
　　如今年龄渐长，阅历渐丰之后，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自己能够遇到这样一位前辈，真是生平一大幸事。搞艺术的人多半有自己的脾气，仿佛没脾气就没风格一般，我固然由于“见多识广”，凡事能够容忍一二，但终究是有个“忍”字，缺乏欣赏的心态，愈加凸显出当年阮先生所释放的善意的可贵。我认识阮先生时她已如一颗圆润的珍珠，没有棱角却有光芒，我是她豁达人生观的受惠者。她透过我当初的幼稚张扬，发现了我的勇敢和一点点灵性，她愿意给这一点点灵性一些有利的引导，不介意小女孩的那点无伤大雅的“小心眼”。她的位置和成就说明她是有坚持、有判断力和决断力的强硬风格的工作者，然而她的内心又是真正的温柔平和，所有的挑剔苛求都用在艺术追求上，为人处事却练达宽容，这是我今天尚不能做到的。可惜我与阮先生相识太晚，自己的悟性欠缺，终究对她是师长前辈的尊敬仰慕，纵有一点亲近的渴望，还是被内心的自惭盖过了，以致当先生晚年视力下降，少了消遣后，也没有能力常去承欢膝下，如今深为愧悔，只觉知遇之恩无以报答了。每每静夜自省，越发觉得愧对先生当年的扶持，虽然自认为是以先生为榜样，多年下来却似乎走形了。不过以先生对晚辈的态度，必然不会怪责，只会鼓励我自成一派，并且大力挖掘我的潜力，“扶上马，再送一程”，从某些方面来看，先生很像欧阳修，不过她一向没有当偶像的自觉。
　　《红楼梦》在香港播出时，剧组代表团去香港访问，演员组除了“宝黛钗凤”四人外，还有“李纨”和我。先生单独住一个房间，那几天但凡她有时间，我就会去找她聊天。她真正空闲的时候很少，要接洽工作，要了解香港电视剧产业，也要应酬相关人士，回酒店还要开会交换意见。我甚至需要抓住她洗澡的一点私人时间，坐在浴室的马桶盖上，和她交流一下在香港看到的电视剧想法。可见人说“江湖越老，胆子越小”是真的，现在的我万万不会如此唐突。而当初先生想必认为我的鲁莽是富于冒险精神的体现，不但不以为忤，还颇为嘉许，认定我有实践的勇气，虽然不是学院派，却也因此不会沦为纸上谈兵，最后还奖励了我一副耳环。其实当我们成年步入社会后，除了谈恋爱时，恐怕每个人都明白，不会再有人纵容自己了。因此遇到一个肯看到你的优点、无视你的瑕疵的前辈和领导时，这种被喜欢的感觉比起理所当然的亲情和爱情，更加深刻和念念不忘，古人“士为知己者死”的慨叹一点也不夸张。
　　离开《红楼梦》剧组后，直到《红楼梦》正式播出，大部分人都已经小有名气，也同时面临日后道路的选择。我也带着“有一点名气”的浮躁和迷茫继续我的剧组生涯。是阮先生把我调到北京，调到电视剧制作中心，这在当时简直是为我的未来铺了一条坦途。当时从外地调到北京工作和去美国拿绿卡差不多，更何况是当时凭借四大名著在业界声名鹊起的国字头电视剧制作中心。我心里十分清楚这对我的人生多么重要，即使对先生执弟子礼，一来我未必配称为她的弟子，二来这种感激方式反而是我占便宜，而我当时身无长物，除了心里亲近她，竟然无法表示了。而先生只仿佛是举手之劳，竟是再不曾提过，反而更加关注当时我负责拍摄的几个专题片，每一个她都是亲自审片后才在央视新闻联播后播出，我猜当时她是满意的，我才能略觉安慰。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关照下，我逐渐确定了当导演、再当制片人的事业道路，主动抓了两、三个剧本。每次选定一个剧本，我会直接找先生谈我的设想。先生从来将之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对我的选题总是持肯定态度，增强了我的信心。一个对你无所求的人给与的帮助，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压力和动力。每当我偶尔沾沾自喜的时候，只要一想起阮先生，就会冒冷汗。至今为止，我并没有做出可以让自己确信先生会十分满意的成绩，直到先生辞世，我没能成为“苏轼”，没能让她得意自己的伯乐眼光，这是我最愧对先生的地方。
　　先生不仅出身革命家庭，还是罕见的书香门第。父亲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又进北京读书，很早就成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可以想象出老先生民国书生的倜傥形象。出身富裕，又读了一肚子书，却能冒着杀头的危险参加革命，这大概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特有的热血。就是这位书生，经过几十年的战争磨砺后，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行得霹雳手段，同时又能不死不逃一人的转移囚犯。既能菩萨低眉，也会金刚怒目，从这点上来看，阮先生确是家学渊源，他们处世风格的一脉相承，其中有环境所造就的因素，更因为本质中有着中国士大夫的风骨。
　　年纪小的时候张嘴就是“我，我，我”，尽管对先生有孺慕之意，却从来不曾真正懂过她。后来在我选择的道路上，对我工作中的每次摸索，先生的态度永远是支持与肯定，因为有着一颗不老的心，所以乐于接受新事物，鼓励后辈勇于尝试。她知道艺术是一条百转千回的道路，万没有一蹴而就的道理。先生从没有冀望我能一夜成名，她只希望我最终能够明白自己到底选择的是什么，所谓“诗或以言志，或以载道”，她希望的是我能够成为一个善于正确运用传媒的大众传媒人。而我明白她的用心实在是晚了，只顾着为没有得到预期的成功而自叹，为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天才而自卑，种种执念令我从心理上不敢再亲近她，生怕从她的目光中发现“失望”。直到先生阖然而逝，当她欣赏的目光再也落不到我的身上时，我忽然明白她了。从她主持决策的《寻找回来的世界》、《夜幕下的哈尔滨》、《末代皇帝》、四大名著，和引进的《阿童木》，我可以想象她那颗艺术的心灵曾经是多么寂寞。她最美的时光是在贫苦危险的战争年代和心惊肉跳、文化贫瘠的十年动乱中度过的，这么长的近乎饥渴的时间，她忍受着对艺术的渴望，在工作中积累自己的能力，磨练自己的心态。长时间的蓄势待发使得她的艺术嗅觉格外敏锐，对形势的把握更是精准，简直就是厚积薄发、一击即中。当我懂得她时，我才明白“机会给有准备的人”是一句很残酷的话，而我所经历的种种不尽如人意处，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
　　我懂得了她，虽然有点晚，但是知道她得到的尊敬是用这么多寂寞换来的，我只希望她的灵魂可以真正的平静，没有任何遗憾。

阮礼军 2012-7-26 15:50

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阮若琳逝世 享年81岁
　　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阮若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3月19日19时50分，在北京空军总医院逝世，享年81岁。阮若琳同志曾于1966年5月任《广州日报》副总编、党委副书记，1969年10月任广东省广播事业局电视台主任，与广东缘分匪浅。

　　作为原中国电视剧中心主任，阮若琳曾主持摄制了《红楼梦》、《西游记》(看专业剧评)、《末代皇帝》等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制片主任任大惠直言：“没有阮若琳就没有87版《红楼梦》。”

　　“很懂艺术，非常果断”

　　接到电话时，《红楼梦》制片主任任大惠正与王扶林导演等《红楼梦》剧组人员，在阮若琳家中悼念。他激动地表示，如果没有阮若琳当年的支持，就不会有87版《红楼梦》。“当时筹拍《红楼梦》时，反对的声音很多。电影界认为电视剧拍红楼梦是扯淡，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剧水平的确不高。包括当时某位部长见到阮若琳就提出，《红楼梦》不行就下马吧。老阮非常着急紧张，但她还是坚定地支持我们，事实证明她的决策是对的，现在《红楼梦》已变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后来那位部长也认可了名著翻拍的必要性，这跟阮老当年的魄力有很大的关系。”

　　《红楼梦》：力挺拍摄

　　任大惠用“很懂艺术，非常果断”四个字来形容阮若琳，“阮老生前做了非常多有意义的事，毫不夸张地说，她对中国电视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导演王扶林的眼中，阮若琳是一位非常果断有魄力的领导，“当年拍戏，几年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支持者，真的是寸步难行。”

　　《三国演义》：点名执筒

　　王扶林回忆，后来自己当上《三国演义》的总导演，也是因为阮若琳的“点名”，“在拍《三国演义》前，我已导了电视剧版《红楼梦》，个中辛苦无法言表。制片主任任大惠找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代表制作中心两位主任张天民和阮若琳来找你，听到这句话，我知道，这部戏肯定是靠谱了。”王扶林说，阮若琳做出的决策总是非常正确，她看好的作品往往都能大火。

　　《西游记》：钦定唐僧

　　《西游记》总导演杨洁回忆说，在拍86版《西游记》时，唐僧人选让她伤透脑筋，好在有阮若琳“撑腰”。“第一任唐僧叫汪粤，但他拍了几集就去拍电影了，之后我找了山东话剧团的徐少华，后来他考上大学，在文凭与演戏之间游移不定，我当时把这事向主管的副台长阮若琳汇报了，没想到她的回答非常爽快，说，‘那就换人！演员还不有的是吗！谁穿上那身衣服，谁就是唐僧！’我一下子心里感觉踏实了，后来偶遇迟重瑞，唐僧终于取到真经。”

　　阮若琳谈改编《红楼梦》结局

　　许多同学来信谈及后40回的改编问题。不少同学提出接受不了宝玉行乞的结局，其实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就说他过着“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日子。但观众不愿看到心地善良纯真的宝玉沿街行乞，我们现在虚写了这一结局，让宝玉走向白茫茫的大地。对高鹗后40回中“兰桂齐芳，家道中兴”，宝玉中举、得子的结局，在改编中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曹雪芹原意的，坚决舍弃了。

　　总之，我们改编后40回的决心是坚定的。至于改编是否成功，那就让观众看过后再予评说吧！(摘录于1987年《中学生》杂志)

　　将阿童木引进电视荧屏

　　在中国电视发展史上，阮若琳无疑占有重要一篇。从火爆中国荧屏的“阿童木”到热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都与她的决策密不可分。1979年，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阮若琳到日本考察，将《铁臂阿童木》引进央视，由此“阿童木”成为中国70后观众的集体记忆。1984年，《夜幕下的哈尔滨》被拍成了13集电视连续剧，年底，时任中央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的阮若琳在看完前四集的样片立刻拍板：“今年不搞晚会了，就播《夜幕下的哈尔滨》！”1985年元旦夜，“夜幕”同广大观众见面，这部在当时被称为“中国最长篇电视剧”的作品，获得了万人空巷的收视率。

　　80高龄仍心系电视艺术

　　2008年5月，已届八十高龄的阮若琳在“中国电视艺术50年高峰论坛”上指出，“现在文艺的缺点是没有好剧本，只要有好的剧本是可以拍出好的戏来，所以我呼吁多写些深入生活、反映生活的好剧本。”她还对如今导演、演员队伍中，“两个眼睛只往钱上看”的许多同志提出了批评。

　　阮若琳认为，历时三年的电视剧《红楼梦》的拍摄过程一直被传为佳话，剧组为演员办学习班，从研究原著、分析角色、练习琴棋书画做起，正由于人人怀揣追求艺术的赤诚之心，才能打造出一部时代精品。

　　阮若琳同志生平

　　1929年3月生于北京市。1943年11月任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秘书，1944年12月任陕西城关区委宣传干事，194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任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1961年任广州团市委第一书记，1966年5月任《广州日报》副总编、党委副书记，1969年10月任广东省广播事业局电视台主任，1971年6月任陕西省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1975年1月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1976年1月任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1978年1月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83年1月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1988年1月任中国电视艺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97年4月离休。

　　阮若琳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0年3月25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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