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泾水中上游商代考古学文化及相互关系（作者：张天恩）

西部之剑

阮国文化暨泾渭地区古国与古文化研讨会论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张天恩



泾河中上游地区是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东阻子午岭，西拒六盘山，南隔梁山与关中西部相邻。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与关中平原的考古学文化就存在着许多联系，保持着大体同步的进程。进入历史时期以后，关中东部纳入到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为代表的夏王朝势力范围，但西部地区的文化面貌较为模糊，泾水上游则更不清楚，几乎还是一种空白的状态。

进入商代纪年后，关中先后发现了商、先周和刘家文化，开始呈现出了文化发展的态势。从商代中、晚期开始，泾水中上游地区也陆续出现了一些面貌不同、性质有别的考古学文化。据历史文献记载，该区在商代后期曾活动过一些方国部族，与有关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如何，与正在崛起周人是发生过联系等，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学术问题。但因此区考古工作开展不多，特别是上游地区能看到的资料更少，故仅能做一些初步的分析，权作引玉之砖，以待攻伐。



、泾水中游地区的考古学遗存
泾水中游的范围，自梁山以北至于长武县北境，主要包括陕西淳化、旬邑、彬县、长武，甘肃正宁、宁县、灵台等县。在这个范围内，大体清楚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  最先发现于陕西旬邑县孙家遗址 1，是一类的分裆鬲、连裆鬲、甗、折肩罐、折肩瓮、深腹盆、真腹豆、圈足簋等陶器为主的考古学文化（图一），笔者曾将之称为“孙家型”先周文化 2。后在陕西彬县断泾、淳化枣树沟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 3，都发现基本相同或类似的遗存。

   

1.孙家出土陶鬲     2. 枣树沟脑出陶鬲    3.枣树沟脑出陶盆       4. 枣树沟脑出陶豆

图一，孙家类型陶器

此类遗存的范围尚不十分明了，根据有关考古发掘和文物普查资料，大体可知主要分布在泾河中游东南部的彬县、旬邑和淳化县，早年长武县南端的下孟村遗址（原属彬县）发掘时，也发现过该类遗存的单位和遗物 4，故与之相邻的甘肃正宁县南部也可能是其涉及的区域。孙家型遗存的年代，大约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二期或略晚，这在已经发掘过的礼泉朱马嘴、彬县断泾、淳化枣树沟脑等遗址的资料中都有证明。特别是朱马嘴遗址有大量商文化遗存 5，有较清楚的编年序列，可以对共存的该类遗存进行较清楚的订正。到了殷墟三期偏晚阶段以后，其主体文化有迅速消失的现象。

第二类  学界称为碾子坡文化 6，最初发现于陕西长武县碾子坡遗址 7，后在陕西麟游县园子坪、蔡家河遗址 8，也发掘到类似的遗存。有关发掘资料显示，这是一类以高领袋足鬲、甗、折肩罐、瓮、上腹盆、真腹豆等陶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图二）。其与前一类的差别主要呈现在炊具方面，其它多比较相似。即鬲、甗类陶器的形制和制作工艺，各自属于不同的体系，说明在餐饮习惯方面，有着并非完全相同的来源。

根据现有资料的分析，碾子坡文化约从殷墟早期已经出现，可分为三期，发展延续的时间大体相当于整个殷墟阶段，到商未基本消失 9。该文化的发掘虽也有限，但不同的研究单位进行过专门的考古调查，故对其分布情况的了解较前者清楚。其早期主要分布在甘肃灵台县、陕西长武县，中晚期发展到麟游县中西部地区。



图二  碾子坡文化陶器

（前注蔡者，为麟游蔡家河出，余均长武碾子坡出土）

第三类  断泾二期遗存，最先发现于彬县断泾遗址上层。这是一类出现较晚的文化遗存。陶器以没有明显足尖的分裆鬲、甗为特色，鬲颈部有一道堆纹较多见，鬲、甗口沿有刺、划纹饰，甗及三足瓮的数量也较多等，都与前两类文化形成了较大的差别（图三）。类似风格的遗存，在淳化黑豆嘴、赵家庄，以及发掘过的枣树沟脑遗址，都有数量不等的发现。

初步的资料分析可知，该类遗存是在断泾遗址是继孙家型之后出现的新文化遗存，类似的文化层堆积情况在枣树沟脑遗址也被发掘到。枣树沟脑的发掘还显示，该地的西周遗存中已看不清楚此类遗存的特征，故其年代范围被估计为殷墟文化三期至四期。

在上述商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分别也有少量青铜礼器、兵器和工具的发现。如彬县采集到殷墟二、三期阶段的简化饕餮纹鼎、碾子坡遗址出土过殷墟二期或略晚的弦纹鼎、兽面纹瓿，淳化赵家庄、黑豆嘴遗址出土过相当于殷墟三期的简化饕餮纹鼎、兽面纹壶、爵及兵器等，断泾遗址也出土有殷墟晚期的武器、工具等。这些青铜器的时代特征基本与相关遗址的年代一致，说明应归属于相应的文化遗存范围。



地点

出土陶器



断

泾

遗

址





枣

树

沟

脑

遗

址

  

图三  断泾二期类型陶器



二、泾水上游地区的考古学遗存

泾水上游地区的范围更大一些，但考古工作的开展却更为薄弱，要了解该区的商代文化面貌更有难度。此区经过发掘的遗址或墓地，属于商时期主要有合水九站和崇信于家湾两处，其它均为零星的发现或采集的文化遗物。根据这些发现，可初步将之区分为四类。

第一类  寺洼文化遗存，最先发现于平凉安国镇 10。因与洮河流域原来发现的寺洼文化面貌有一定的差异，而被称为安国式陶器或安国类型。这是一类以罐、鬲为核心的粗糙、素面陶器为特色的考古学文化，造型独特的马鞍形双耳罐绝对是别具一格（图四）。但直到目前，我们还缺乏该区寺洼文化遗址分布情况的了解，从有关介绍知其多有分布在泾河的近源地区或支流源地的特点 11。












图四 合水九站出土的寺洼文化安国类型陶器

合水九站遗址发掘了80余座墓葬和小范围的居址，资料揭示这里的寺洼遗存从商代末期延续至西周晚期1 122，经过了较长时期的发展，使我们对寺洼文化安国类型有了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可说明来自陇山以西的寺洼文化，在商周时期已成为陇东地区一支实力较强的青铜文化，因有处于河流源头的特点，估计在平凉至合水间的陇东偏西北地区可能有较广泛的分布。

第二类   崇信于家湾墓地的早期墓葬为代表1 133，目前仅见该处。出土陶器以联裆鬲、折肩罐、圆肩罐为主，也有少量高领带足鬲、青铜礼器及兵器、车马器等。墓地内属于商代晚期的墓葬不多，主要是西周早中期。目前所见属于此类遗存的墓地和遗址尚未见明确的报道，分布情况不明，推测其可能主要在芮河流域的崇信及附近地区。

第三类  以泾川县蒜李遗址出土的青铜袋足鬲1 144，及窑店西门村出土的夔龙纹铜鼎、折肩陶罐1 155等商代晚期遗存为代表（图五）。泾川没有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但蒜李青铜器鬲和县博物馆典型晚商铜鼎和陶罐，足以说明此区一定有商代遗址的分布。据平凉市博物馆前馆长刘玉林先生介绍，蒜李为一堆积丰富的商周遗址，青铜鬲出自一座墓葬，表明这里应含有晚商时期的文化遗存。从西门村的折肩陶罐的特征观察，其明显有泾渭地区众多商代晚期遗存常见的同类器风格，说明该地也应有商代遗址及墓地的存在。

西门村陶罐口沿较发达，窄折肩，体瘦高，属于年代略早者，与北吕ⅠM7∶3、耀县丁家沟等先周墓的同类器近似，约为殷墟三期偏晚，与同遗址出土的粗柱足夔龙纹铜鼎显示的年代接近，肯定比于家湾最早的墓葬要早一些。说明泾川一带定有相当于殷墟三、四期的聚落分布，我们姑且将称之为“蒜李类遗存”。

  

         1.蒜李出土                          2.西门村出土                 3.西门村出土

图五 泾川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和陶器

第四类   刘家文化遗存，崇信县香山寺M1为代表。1984年发现于赤城乡香山寺村，仅清理了一座墓葬1 166，出土陶器有高领袋足鬲、单耳罐、双耳罐及圆肩罐等（图六）。但其组合清楚，特征鲜明，与宝鸡市高家村刘家文化墓地东区偏早墓葬的陶器组合、形制等非常相似1 177。以此而论，其年代当与高家村较早的墓葬年代相当，约为殷墟三、四期之际。此类遗存泾水上游地区发现甚少，除了香山寺外，平凉翟家沟还曾征集过同类的鬲、罐1 188。但翟家沟的陶器形制明显较早，为刘家文化早期遗物，年代约当商代中期偏早阶段。

      



图六 崇信香山寺M1出土陶器



泾水上游地区的商代文化遗存，年代比中游地区普遍为晚，但翟家沟高领袋足鬲、罐的发现，说明此区也存在商代早中期之际文化遗存，泾川的发现则昭示泾河上游干流一带可能是青铜文明发展得较早的区域。



三、诸文化遗存的性质分析

泾水中游地区的三类遗存发现稍早，已经较为充分的研究，文化归属比较明朗，这里只做简单介绍。

以孙家和断泾遗址早期为代表的孙家型遗存，文化特征与以郑家坡先周文化早期的面貌最为相似，表明两者的关系密切，大体可认为属于相同的文化体系。但因尚存某些差异，所以我们曾将之称为先周文化“孙家型”2 190。断泾遗址发掘报告径直认为，“断径一期遗存在年代与地望方面皆符合公刘居幽以后某个时期先周文化遗存的条件, 因此它应即居幽时期的先周文化”。

碾子坡文化资料发表后，部分学者认为这也是公刘居彬时期的文化遗存2 201。但鉴于孙家型先周文化的分布地域、存续时间、文化面貌等，更符合居彬的条件，而碾子坡文化的分布主要以灵台为中心，从时间、空间及与孙家型的差异等方面分析，其最大的可能应属于密须国的考古学文化。

断泾二期类型遗存发现后，发掘者即已认识到其“具有浓厚的北方戎狄遗存的风格”。该类遗存中流行的陶鬲无明显加高足尖，突然出现的三足瓮，数量偏多的甗，以及带凸齿的环首刀、管形金饰、管銎斧等，多有陕晋高原地区李家崖文化的特征，将之视作南下的北方青铜文化的分支，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泾水上游地区几类遗存中，有关寺洼文化性质学界很早就有过讨论。先有古代氐羌族文化遗留的说法2 212，后又有早期氐人遗存、熏育戎狄文化等看法2 223，虽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较多学者认同将之与古羌族文化遗存相联系。但该文化分布范围广大，延续时间长，不同地区文化遗存的具体族属可能还会有所不同。

文献和西周金文多次涉及周王朝与犬戎、玁狁的战事或纠葛。《周本纪》说文王“明年，伐犬戎”，又“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诗经•采薇》说：“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多友鼎铭文记载：“唯十月，用玁狁方兴，广伐京师。”这些记载中涉及的犬戎、玁狁之属多来自周王朝西北方向。而我们能见到的商周时期西北外围的泾渭上游周边考古学文化，最主要的就是寺洼文化安国类型遗存。所以，从大范围而言，寺洼文化应为古羌人的考古学遗存，具体到泾河上游的晚商时期，安国类型当与犬戎、玁狁等国族的关系更密切。

翟家沟、香山寺类遗存，显然属于不同时期的刘家文化。该文化是关中西部及陕甘相邻地区一支重要的青铜文化，性质也属于古羌族的一支，具体而言为与姬周民族联姻结盟的姜姓羌人，几成学界的共识2 234。刘家文化延续了较长时期，约在商代早期出现于陇山两侧的陕甘相邻地区，逐渐向东发展到周原地区，在商代中晚期之际与京当型商文化曾有过相持，殷墟甲骨文中伐羌的诸多记录就是两者关系的写照。约在殷墟三期随着周太王迁岐，渐与先周文化融合，周初似已基本消失。平凉、崇信陶器的发现，应是不同时期刘家文化向北发展和影响的反映。

崇信于家湾墓地早期遗存的文化特征，可认为是晚期先周文化扩展的结果，当归于先周文化的范畴。值得一提的，于家湾墓地的性质近又引起更多关注，一些年轻学者都倾向该地可能为早期芮国的所在2 245，或以为墓地为芮国的早期遗存2 256。通过埋葬习俗、文化面貌、所处的地望、族姓关系等多方面考察，这样的推断确是可取的。

蒜李类遗存尚乏考古发掘所获的完整资料，为认识其文化面貌带来较大的困难。但据蒜李、西门村两地出土铜、陶器显示的信息，大体可推这类遗存在殷墟三期已有一定的规模。泾川博物馆还藏有商代晚期的母己爵和父丁觚各1件（图七，1、3），前者出土地点为玉都镇下坳村，在泾河北的一个小支流上，距西门村直线距离近40公里。早年平凉曾征集的一面商代的青铜镜2 267，形制与殷墟妇好墓所出的一件相似（图七，2），约为殷墟二期偏晚阶段，与泾川西门等有关发现的年代相当或略早。由此可见，泾川、平凉一带的泾河干流当是此类文化遗存的中心所在，但限于资料目前还难以勾画出其分布的具体范围，估计也包括周边地区。

至于蒜李类遗存的文化属性，因缺少考古工作基础尚无相关的说明，据其年代和分布范围考虑，显然与历史上活动于泾川一带的古阮国相符。商代阮国的最早记载见于《诗经·大雅·皇矣》，曰：“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注家多谓：密，商代小国，在甘肃灵台县境内；阮，亦商代小国，在今甘肃泾川一带；徂，去、前往；共，为阮国地名，有共池，今年五月至泾川参会方知故址现在仍可指认。王，指周文王姬昌。诗句讲的是居于今灵台境内的密须国不能谨慎处理邻国的关系，抗拒商末在泾渭地区迅猛发展并成为大国的周人，还兴师侵犯相邻的阮国，引起周文王的震怒，整顿大军讨伐密须并灭其国。以灵台为中心的碾子坡文化正是密须国的考古学遗存，在商末被先周文化取代，当是这一历史背景的反映。



               

              1.泾川藏父丁觚     2.平凉征集铜镜     3.下坳出母己爵

图六 馆藏的蒜李类遗存青铜器

既然阮为泾川一带的晚商小国，这里又分布着相当于殷墟三、四期的晚商时期蒜李类文化遗存，故可认为这类遗存就是阮国之人创造和使用的考古学文化。所见陶器仅1件折肩罐，但风格酷似先周文化的同类器，也许反映了其与周人关系密切，受其影响较大使然。因而文王伐密须也可能出于呵护友好之邦的考虑。可惜当地未曾进行过考古发掘，我们尚无缘以窥阮国文化的真容，只好留待将来了。

还需关注的是，蒜李铜鬲虽铸有殷商式亚字框銘文，但其形制独特与商式铜鬲风格大异其趣，是否暗示了当地已掌握青铜器铸造技术，并有了自己的铸铜作坊？如果将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了此点，则表明古阮国和泾川在泾水上游青铜文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东汉王符《潜夫论》说阮为偃姓国，南宋罗泌《路史》说皋陶之后有阮氏，可知其渊源与东夷古族相关，虽使用先周式折肩罐，但实非姬姓的周人。所见蒜李类遗存的有限铜器多见日铭、族徽，表明受商文化影响深刻，或是早年灭夏时进入关中的商夷联军的一部分，晚商阶段徙居泾川一带。虑及于此，若将来在阮国范围内发现青铜冶铸遗存，也就不会奇怪了。

此外，文献记载泾水上游在商代可能还有彭、卢等古国活动，但位置似更偏于西北方位，不排除她们使用的是安国类型文化，但现在线索阙如也就不便论述了。



四、相关国族的相互关系

上文已明确了泾水中上游考古学文化与相关国族的对应情况，但活动于这一区域内的诸国族之间相互关系如何？还应予论述。

我们知道姬姓周人是泾渭地区发展壮大的民族，文献记载其先祖不窋自窜于戎狄之间，公刘居彬等历史掌故都与泾水中上游相关。不窋的事迹相当于夏商之际，但现在尚没有任何确信早到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显然无从谈起。相当于商代中期的孙家型先周文化，是泾水中上游地区目前所知的最早考古学遗存，从时空范围、文化特征等方面考虑，其与居彬时期的周人文化遗存基本可吻合。但与处在商代早期的公刘时代也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显然有待后续考古发现的证实。该文化中有矮直领瓮、假腹豆等商式陶器存在，可知其曾受到商文化的一定影响。

与孙家型年代相当的，现知仅有平凉翟家沟陶器为代表的刘家文化早期遗存，而且只此一例，故对其分布情况了无所知。所以，虽可认为其属于商代早、中期的羌戎遗存，因有较大的空间距离尚不好说与孙家型先周文化产生了多少直接的联系，更遑论其与不窋、公刘的关系了。但略晚一些的密须国碾子坡文化，以及孙家型先周文化或多或少都有刘家文化的典型器高领袋足鬲，说明刘家文化对前两种文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与密须国碾子坡文化自殷墟早期延续到商末不同，孙家型约在殷墟三期便从泾水中游地区退出，覆压于其上的是颇具北方李家崖文化特征的断泾二期类型。此类与鬼方相关的文化遗存出现在先周文化活动区域的现象，我们以为应是太王受戎狄所迫，举国迁岐事件的考古学反映2 278，十余年后检查此认识似仍属不易之论。

商代的密须国为姞姓，也出自黄帝之后，与周人有较深的渊源，《左传•宣公》三年传说“姬、姞耦，其生必蕃”，故其也可能是泾渭地区的古族。碾子坡遗址出土的鼎、瓿等商式铜器，矮直领瓮等商文化因素陶器，表明密须国至迟在殷墟二期已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密须文化中也可见孙家型的分裆鬲、连裆鬲等，可知两者也存在影响和交流。

蒜李类遗存的资料虽少，但所见的主要是商式青铜器，反映了其与商文化的渊源可能更深。这与其族源出自东方，属东夷集团的皋陶之后的说法吻合。《通志·氏族略》说：“阮氏，商之诸侯，国在岐渭之间。”也许透漏了阮国在商代晚期迁徙的一段秘史。他们在较早可能确曾居于岐山、渭河之间的扶、岐一带，泾水上游则是后来的徙居之地。

笔者在关中西部商文化研究中指出，商文化京当型的分布西界明确在今岐山、扶风交界处的畤沟河一线，有多处京当型商文化遗址，约自殷墟一期或略早开始，持续发展到殷墟二期偏晚阶段则突然消失。于其去向，也曾进行过推测，认为部分人员可能返回中原或远走他方，其它的归附于周人2 289。至于远走他方者究竟去了哪里？当时并不清楚。经对蒜李类遗存的初步认识，可认为有一部分阮氏族众北徙至泾水上游的泾川一带。

既然蒜李类遗存可能来自京当型商文化，其所见的商式青铜器也罢，先周文化特色的折肩罐也罢，实际都是其文化的基本特色。在将来的考古发掘中，如再发现更多一些京当型（以及先周文化）因素，亦属正常。阮国蒜李类文化遗存在泾川兴起的时间约在殷墟二、三期之际，与京当型的消亡较吻合，也可能并非偶然。

阮在商末遭密须入侵，周人曾援之以手，此后很可能因之而归周，在泾川附近发现的于家湾墓地似可佐证。于家湾墓地的文化面貌与扶风北吕、凤翔西村等先周晚期墓地酷似，故其确可能为同属姬姓的芮国遗存。其出现于崇信很晚，在香山寺刘家文化晚期遗存之后，当是文王伐密须后，对泾水上游地区进行战略格局掌控的结果。泾川博物馆藏的直棱纹铜簋、柳叶形铜短剑，凤凰村出的涡纹铜鼎和盆形陶簋等西周早期文物，说明这里的文化没有间断而继续发展，只是多了周文化的风格。阮国在西周是否仍存尚难确定，但当地的人民显然使用着周文化依然存在。

九站遗址发掘表明，安国类型出现在泾水上游的时间已属商末，显然不早于蒜李类遗存。泾川馆未见典型安国类型陶器，说明此时寺洼文化的活动未及泾川一带，尚未成为周人崛起的障碍，这里是中原周文化的势力范围。因此，文王时代在泾水流域的战争对象，主要是碾子坡文化为代表的密须国，以及断泾二期类型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势力，还不涉寺洼文化。寺洼文化成为周人的真正威胁，可能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周本纪》说穆王征犬戎，“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多友鼎、虢季子白盘等铭文所记西周对玁狁的战争，也都在此之后。







注释：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1994年发掘资料，未发表。

2 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37～245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彬县断泾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1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陕西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先周时期遗存》，《考古》2012 年第3 期；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淳化县博物馆：《陕西淳化县枣树沟脑遗址2007年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2期。

4 陕西考古所泾水队：《彬县下孟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10期。

5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礼泉县朱马嘴遗址1995年发掘报告》，尚未刊发。

6 拙著：《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319～334页；刘军社：《先周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陕西长武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发掘纪略》，《考古学集刊》6，中国科学出版社，1989年，北京。

8 园子坪资料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宝鸡市考古工作队1992年调查所得，现藏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麟游县蔡家河商代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00年1期。

9 拙作：《古密须国文化的初步认识》，《周秦文化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10 张学正：《甘肃古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58年9期。

11 同注10。

122 王占奎、水涛：《甘肃合水九站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00～477页。

13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崇信于家湾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

144 刘玉林：《甘肃泾川发现早商铜鬲》，《文物》1977年9期。

155 泾川县博物馆藏品，文物照片为西北大学梁云教授提供。

166 见注13附录六。

177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宝鸡高家村刘家文化墓地发掘报告》，《古代文明》（第7卷），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87～322页。

188 乔今同：《平凉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2期。

190 同注2。

201 胡谦盈: 《试谈先周文化及相关间题》, 《考古学研究—纪念夏鼎考古五十年》, 文物出版社, 1 9 8 9 年。

212 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第11～50页。

223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弓鱼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胡谦盈：《论寺洼文化》，《文物集刊》（2），文物出版社，1979年。

234 尹盛平、任周方：《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7期；拙著：《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77～319；刘军社：《先周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雷兴山：《先周文化探索》，科学出版社，2012年。

245 杨磊：《梁带村芮国墓地青铜器文化因素及相关问题分析》，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2年打印稿。

256 梁云：《芮国早期遗存探寻》，2012年6月打印稿，待刊。

267 高阿申：《甘肃平凉发现一件商代铜镜》，《文物》1991年5期。

278 同注2第257～261页。

289 同注2第80页。

阜阳阮俞古

深奥，慢慢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