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公安部长、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阮崇武

阮礼军

阮崇武[1]，男，1933年5月生，河北省怀安县人。汉族，大学本科。195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原呼和浩特市长阮慕韩之子。
学习简历

　　起始日期 结束日期 学科类别 毕业学校

　　1951 自然科学 北京工业学院汽车系学习

　　1952 人文科学 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学习

　　1953 -1957 自然科学 莫斯科汽车机械学院学习

　　工作简历

　　1957 沈阳铸造研究所技术员，副主任

　　1962 一机部上海材料研究所五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
   


　　1969 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1 上海市科技交流站组长

　　1977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副秘书长

　　1978 驻联邦德国大使馆科技参赞

　　1983/3 1985/6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1983/4 1985/12 上海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兼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

　　1985/9 1997/9 中共中央委员

　　1985/9 1987/4 公安部部长

　　1985/11 1987/3 武警总部第一政治委员

　　1987/3 1989/7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9/7 1993/1 国家劳动部部长

　　1993/1 1998/2 中共海南省委员会书记、 海南省人民政府省长，海南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8/3 2003/3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阮万涛

阮氏的荣耀！

阮少文

阮氏的荣耀

阮礼军

到目前为止，阮崇武可能是当代阮氏级别最高的官员了吧。

阮本昌

崇武的高官是阮氏宗亲楷模。请问他现在那里近况如何？

阮成林

阮氏的荣耀

阮礼军

原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亲历开国大典 倍感激动

“延安娃”盼来开国大典
　　文\海南日报记者文刚实习生丁静
　　1949年10月1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来自首都各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约30万众，举着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还有用红绢糊的五角星灯，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开国大典。原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那时还只有16岁，正是一名高二学生，刚刚跟随大部队由延安来到解放了的北京城。
　　鬼子投降我们高兴地跳高声地唱
　　阮崇武的父亲阮慕韩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在平津一带进行地下党活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离开北京，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后转移到延安。阮的母亲独自抚养家里7个孩子。1943年，日本军队横行中国，一旦阮家的抗日背景暴露，全家人性命堪虞。阮母在万般不舍之下，决定让15岁的三女儿带着10岁的大儿子离开北京，去寻找父亲。带着抗日的憧憬和生的希望，1943年的年底，阮崇武和他的三姐，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历经半年的时间，千里奔走，几经转折，从北平走到了延安。这一别就是6年。
　　从1944年5月4日到达延安，到1945年10月底离开，在延安的短暂生活，为阮崇武的一生打下了深深的红色烙印。生活虽然艰苦，但革命圣地的火热激情，却滋养了他坚定的革命信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是阮崇武对延安生活记忆最深刻的一天。就在那天晚上，住在宝塔山对面的窑洞里的阮崇武看到，四周山头上相继点起了火堆，好多人用喇叭高声喊“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大家都冲出窑洞，高兴地跳，高声地唱，山头和山头之间歌声激荡……
　　鬼子投降了，阮崇武跟着部队离开延安一路行军，到达张家口，进入了边区联中。后又随学校回到了刚刚解放的北京，进入了北平师范大学男附中。
　　揣上馒头广场拉歌欢呼等盛典
　　“1949年10月1日早上六时多起床，吃完早饭，学校就组织我们出发了，每人揣上两个馒头，直奔天安门广场。我们学校位于宣武区和平门南新华街，毗邻天安门广场，不一会儿功夫就到了。”虽历经六十年时空转换，阮崇武依然鲜活地把我们拉回开国大典那激动人心的一天。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有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是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相比，可说是焕然一新，广场也宽广平坦多了。
　　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只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供大会指挥和外宾观礼。
　　“我们学校分配的位置较偏，在天安门广场南部，离阅兵仪式的长安街挺远，同学们来到广场上，大家一起拉歌，一起高喊‘毛主席万岁’，热情高得很。广场上的群众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没有人乱走动。”
　　“转眼到了中午，同学们啃着馒头，没有水喝，就硬咽下去。”阮崇武说，在天安门广场上七八个小时里没上过厕所，累了就在地上坐会儿，每个人都积蓄着热情，等待着。
　　开国大典欢快浸满每个人的心
　　下午2点55分，毛泽东和一代开国元勋们经由新华门来到天安门，从西头马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在金水桥南大约50米处的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主组成的联合军乐队，奏响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的人群欢声雷动。“毛主席的讲话从天安门广场的喇叭中传来。”时至今日，阮崇武模仿着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惟妙惟肖。虽然看不到长安街阅兵和群众游行队伍，大喇叭传来的每个字他都刻在心里。
　　阮崇武说难忘升国旗仪式，新中国的第一面耀眼夺目的五星红旗顺着旗杆，冉冉升起，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的54个民族;28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奋斗的28个春秋。广场上人群安静下来，注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而美丽的五星红旗。随后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乐的奏鸣中开始了阅兵式。每通过一个受阅部队，广场上都是一阵热烈欢呼，“虽然我们不能亲眼看到，但是欢快的气氛已经浸满每个人的心。”阮崇武说，“飞机飞过，有大有小，型号不一，但是在自己头上飞的不再是狂轰乱炸的日本飞机，也不是国民党飞机，而是人民军队自己的飞机，这是多么畅快的事儿啊!”
　　1952年，阮崇武作为留苏预备部的学生，参加过新中国成立三周年的国庆群众游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公安部长、劳动部长的他也曾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过国庆群众游行，“但都没有开国大典那样激动人心。”
　　阮崇武说今年的国庆阅兵一定会守在电视机前。60年，是新中国沧桑巨变的复兴梦想;60年，是中华民族饱经风雨的奋斗历程。

阮礼军

阮崇武：燃油附加费改革不是突发奇想

       南海网3月6日消息：这是位于海口海府路省委大院一侧的安静小院。院内清爽整洁，满目绿色。
　　今天上午9：30分，记者准时如约来到这座漂亮小院。
　　在地方工作过，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过，在国外工作过;从事过党务工作，又从事过科技工作、行政工作;既是专家，又是外交家;连任三届中央委员，历任中国最大城市常务副市长和国家两个重要部的正部长;从1993年起，书记、省长“一肩挑”，主政海南5年。
　　这些光环，照着晨光中的阮崇武，耀眼又宁静。
　　海南5年，一场“釜底抽薪”式的改革，使他从此不会被遗忘。
　　在这个温暖的早晨，阮崇武谈海南建省办特区20年，谈燃油附加费改革……时光飞转、风云变幻，他精神矍铄、睿智敏捷、淡定从容。
　　不是突发奇想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20年成绩巨大。阮崇武说，燃油附加费改革是海南20年一路改革、一路探索、一路创新的结果。
　　燃油附加费改革源于阮崇武刚来海南时目睹的“三乱”状态。随便什么人都拿个杆子拦着收费，但费收到哪不知道。一边为负担太重叫苦，一边大量资金流失，同时公路建设养护缺口很大。
　　“来海南，我当时主要想法是如何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改掉计划经济思维，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阮崇武说，人、财、物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没有这种自由流动，谈何市场经济。
　　从源头上进行改革，这是当时他的强烈想法。
　　很快，燃油附加费改革提上日程，一场被称为“釜底抽薪”式的改革开始谋划。
　　改革是有风险的，最大的风险来自各利益部门和个人。公安、部队、市县、加油站、消费者等等利益关系，在改革中都要得到很好的平衡。没有这点，改革改不成。
　　“燃油附加费改革不是突发奇想。”阮崇武说，涉及到的利益各方、技术手段、操作方式等，都做了周密的设计。改革最终得以顺利实施，与此密切相关。
　　这桩事不是孤立的，它不仅减轻了负担，降低了成本，还影响到了一、二、三产业，影响到了GDP，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阮崇武说。
　　海南会成功
　　其实，如何评价燃油附加费改革本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没有干成的我们干成了，别人没有享受的我们享受了。
　　阮崇武将燃油附加费改革视为他主持的几项改革中最早、最成熟、最具创新的一项改革。此项改革为其它改革的推进起了个好头。
　　从燃油附加费改革中，阮崇武得出几个体会：改革首先要有正确的思路，要找准定位;要有整体的规划;要把可能碰到的困难尽量穷尽;要有决心，不能一碰到困难就往后退;要有办法，光破不立，会乱套。边破边立，逐步整理，整理到符合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来;不是你一个人在做事，是大家在做事，各方的配合才能把事做好。
　　“改革是要抓时机的。”阮崇武说，如果当时不是下定决心，尽快实施，越拖到最后越难，利益关系的固化会使改革代价太大。
　　针对有人对燃油附加费改革走到今天所提出的一些新思考，阮崇武认为：很正常。
　　他说，任何一项改革都会不断碰到新问题，都会不断有新的利益关系和冲突，这点永远不会消失。改革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不论如何完善，都不应影响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他认为海南现在走到了速度更快、质量更高的发展阶段。“现在的思路很扎实，不是要一步登天，而是夯实基础，踏踏实实往前走。这很好!”阮崇武说。
　　阮崇武认为，现在的特区概念已不是当年的概念，我们许多政策已无所谓优势，主要靠政府更好的服务，为企业服务，为老百姓服务。他重申当年主政海南时的一句话：改革主要是从政府身上开刀。有这样的魄力胆识和创新精神，改革就会成功。
　　“海南会成功，因为海南有这样的魄力胆识和创新精神。”阮崇武说。

阮礼军

阮崇武与他的特区改革岁月
本报记者 王颖春 王心武
　　
　　 在海口老省委大院内的幢幢老建筑中，一座被绿色植物缠满的二层小楼低调安详。这里居住的，是曾任上海市委书记、公安部劳动部两部部长，后任海南省省委书记兼省长的阮崇武。
　　 阮崇武主政海南期间，正值海南省房地产泡沫破裂，海南经济陷入低潮的历史时刻。也正是在这5年中，海南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燃油附加税改革实施、各项法律法规大量颁布，并且确立了日后海南发展的主导思想――“一省两地”。
　　 “不改革就没有活路，”这句话从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嘴中淡淡道出。在这份平淡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海岛在改革陷入低潮之后，继续迎头赶上的历史历程。
　　
　　上任撞上低潮期
　　
　　 1993年初，阮崇武作为劳动部部长，正在就“社会保险”这一课题进行相关研究，并准备在相关地区实施。此时已临近春节，中央突然一纸任命，要求他赴海南担任省委书记，并且第二天立刻出发。阮崇武至今仍旧记得，那一天是腊月二十五，他离开寒冬的北京，再一次跨过琼州海峡，来到这个南国热岛。
　　 到达海南后，阮崇武马不停蹄，用了一周时间，将海南全岛考察一遍。那时候，尽管海南建省办特区已有5年，但由于定位于“海防前线”，各方面的基础设施仍十分落后。
　　 用阮崇武的话说就是：“电话是手摇的，公路是土的，水电也是时有时无。有时候接待外宾，吃着半截饭，可能一下子就没电了。”当时海南省财政收入只有4亿多，不及广东富裕地区一个乡村的收入。
　　 更严峻的情况还在后面。阮崇武赴任不久，全国范围内的宏观调控随后而至。海南房地产泡沫在疯狂膨胀后迅速破裂，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与资金，像潮水一般褪去，留给海南的只剩下烂账与烂尾楼。阮崇武在主政海南的第一年，就赶上了海南建省历史上的经济低潮期。如何把海南从萧条中带出，成了当政者的当务之急。
　　 “不改革，海南就没有活路。”这是阮崇武给海南开出的药方。
　　
　　不改革就没有活路
　　
　　 改革的第一把火烧向了电信行业。一个长途电话要几十分钟才能接通，是海南建省之初的真实写照。虽然1993年通信行业已有了发展，但“电信”的概念还没有形成。
　　 作为孤悬海外的省份，阮崇武知道通讯在海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国家电信部专项资金的支持下，阮崇武仆一上任就提出要把全省用网络连接起来，做到视频、音频与互联网三网合一,这在当时是极为超前的思路。
　　 现在回顾，海南是最早铺设光缆的省份――从广东到海南铺设了2.5G带宽的海底光缆；海南也是最早使用模拟信号用“大哥大”进行通讯的省份。那时候‘大哥大’刚一上市，卖到6万元一个，立刻成为海南老板们最热衷的东西。电信业的发展，为海南经济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直到现在，海南电信业在全国仍属发达行列。
　　 除了发展电信业，作为阮崇武个人标签式的改革，当属“一脚油门踩到底”了。1994年1月1日，《海南经济特区机动车辆燃油附加费征收管理办法》施行，在全国率先推出公路交通四费合一改革。
　　 据阮崇武回忆，当时从海口坐车到三亚，途中还要吃一顿午饭，差不多要花一天时间。路况不好，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更让人头痛的，是遍地林立的收费站。
　　 “我们开车出去考察，每过一个村镇，就有一个木栏杆拦着要钱。”
　　 “省委书记的车也要钱？”
　　 “不要钱，你也要下车跟他说啊。”说到这里，阮崇武略微一笑。
　　 遍布各地的收费站，将本来不大的海南岛分割成了无数个收费区域，各区域之间的物流联系，需要用钞票来完成。当时一车蔬菜从三亚运到海口，单是过路费一项，就要交上二三百元。此疾不除，海南农产品竞争力便无从体现。
　　 这种情况下，阮崇武开始了其最为称道的“一脚油门踩到底”的改革。各种道路收费取消后，大大缓解了物流压力。由于此项改革涉及面广，触及利益多，所以也受到了很多既得利益部门的反对。但对于大多数海南群众来说，这无疑是一大善政，因此也换来阮崇武的良好口碑。
　　 取消道路收费后，当年征收燃油附加费4.9亿元。近5亿的税收，可以从银行贷出四五十亿，这些钱，成为海南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为全岛三纵四横交通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阮崇武还大力发展电力、水利设施，当时海南年降雨量为2000毫米~3000毫米，但大部分雨水都流到了海里，海南属于工程性缺水。针对这种情况，阮崇武从国家争取了各种水利经费，并修建了三亚、东方等大型水库，解决了海南的缺水问题。
　　
　　 先立规矩后办事与先上车后买票
　　
　　 “先立规矩后办事”，是阮崇武主政海南期间反复提倡的另一事情。
　　 1994年，之前特区独享的外贸政策在各省普惠化之后，海南这个全国最大的特区，变得越来越“不特”：从税收到审批，已经逐渐与内地趋同。此时，留在海南手里的，就只剩最后一张王牌：特别立法权――海南可以将行之有效的措施上升到法律高度，之后再送中央备案。
　　 那时，省里每个星期都要开会立“规矩”，阮崇武曾先后立了大小一百多个法律法规，内容涵盖各个方面。特别关于社会、工伤、医疗、养老保险的法律，其他省份都还是条例的时候，海南已经立了法。
　　 当时有人质疑阮崇武，说邓小平都讲“摸着石头过河”，你怎么能说是“先立规矩后办事呢？”
　　 “这并不矛盾，摸着石头过河的大方向是确定了，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是摸大石头还是小石头？水上的石头还是水下的石头？这里面有很多的选项，因此必须要先立规矩，改革才能有章可循。”阮崇武如此回答别人对他的质疑。
　　 除了“先立规矩后办事”，阮崇武提出的另一政策是“先上车，后买票。”当时在海南注册企业，最多的时候需要一百多道审批手续，一个企业光是注册，就需要好几个月时间。
　　 为了加快企业在海南的投资速度，阮崇武将那些没有必要的审批步骤全部砍掉，只留下十几道必须的手续。
　　 “你审查企业资金和人员资质都是没用的，因为钱和人都可以在注册的时候调进来，注册完再抽走。这些没必要的手续有都可能是腐败的陷阱，与其这样，不如把它废掉。”
　　 所谓的“后买票”，就是在企业年审的时候，再去核查企业的具体利润与税收，如果这两项有问题，就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
　　 为了预防腐败，阮崇武还取消了税收专管员制度。
　　 “税收专管员要进到企业里面去收税，走到哪里都是太上皇。”阮崇武将其改为大厅办税，窗口办公，简化了手续，透明了行政。
　　
　　推崇股份制海南航空起飞
　　
　　 股份制是阮崇武在改革路上推崇的另一法宝。
　　 “当时谁搞股份制我都支持，很多股东在一起，不是一两个人说了算，至少会理智一些，包括马恩在内的很多人都对股份制给予了正面评价，所以发展市场经济不搞股份制是不行的。”阮崇武说。
　　 在海南，最成功的股份制企业非海南航空莫属。海航筹建之初，阮崇武就希望海航董事长陈峰以股份制的形式到美国去找投资。阮崇武当时的原话是：只要能从美国拉来钱就算没白干。
　　 这种情况下，陈峰找到了索罗斯，并最终获得2500万美元的注资。正是利用股份制，海航获得了其发展史上十分关键的一笔资金，也正是利用股份制，海航得以从一家最初只有1000万人民币启动资金的企业，发展成今天资产过百亿的航空巨头。
　　 据阮崇武回忆，海航成立之初，连驾驶员与空乘人员都找不齐，因此只能从其他航空公司“挖角”，这一行动遭到了其他航空公司的一致抗议，并且告到了国家民航总局。
　　 “不得已，我只能到民航总局去疏通。我说，如果你下行政命令不允许挖人，我就花钱请外国人来。”从那以后，海航才解决了人力资源瓶颈，这对海航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一省两地的提出
　　
　　 “一省两地”是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热带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的简称，在海南省1996年制订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首次提出这一概念。
　　 海南自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关于是否要走工业化道路这一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建省初期，曾经提出以经贸为主导的发展战略，上世纪90年代初又提出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后又提出应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直到“一省两地”被正式确立为海南省立省之本后，海南的整体发展思路才初步确定下来。
　　 海南的主导产业究竟应该选择什么，当时有人说要发展旅游，有人说发展工业，还有人说发展“三来一补”。
　　 阮崇武则认为，“三来一补”根本不适合在海南落地生根，因为海南既不靠近原材料产地，也不靠近消费市场，在海南搞“三来一补”，光是运费就了不得。
　　 “以第三产业为主行不行，可以去问问财税厅，一问就知道了。”由于旅游对税收贡献有限，因此必须发展工业，否则“税收起不来，万事皆空。”
　　 当时省里的思路是，发展工业，一定要立足于海南的优势。建设新兴工业省，要依靠油气资源发展炼化产业，依靠地理位置发展农业加工，依靠自身环境发展医疗制药。
　　 “发展油气的好处在于，上下产业链带动很大。马六甲距离海南很近，在海南加工以后再运到大陆或者东南亚是很容易的。”阮崇武认为，工业不在于大小，关键在于挣不挣钱。如果是污染企业，则一定要先把污染问题解决好。而发展农业，关键是要以运销加工为中心，仅仅单抓生产是搞不好的。
　　 “未来，海南还是要按照‘一省两地’的思路发展下去，这才是客观规律。”阮崇武最后说到。

阮礼军

阮崇武先生接受央视网品牌国际频道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