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原市长阮慕韩

阮礼军

呼和浩特市原市长阮慕韩

　   
       阮慕韩，男，1902年生，河北省张家口怀安县柴沟堡镇人。原名阮铭琦。
　　阮慕韩出生于柴沟堡镇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家有良田3000多亩。他的祖父阮维熊支持康、梁变法，主张教育救国，辞掉官职，在家乡自费办起两所小学。阮慕韩8岁时即就读于祖父所办的小学，18岁考入通县潞河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攻读法学专业。在留学期间，阮慕韩组织“社会主义科学学习会”，并与学友们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研讨中国革命的前途。 人物生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阮慕韩毅然回国，担任北京中法大学、北京法商学院和天津立法商学院的教授。这一年10月，阮慕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按照党组织安排，利用教授的身份，做文化教育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被人称为“红色教授”。阮慕韩还和杨秀峰、张友渔等人一起,通过办刊物、搞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呼唤高级知识分子投入爱国抗日救亡运动。阮慕韩强烈的爱国心也深深感染着他任教的大学的广大师生，不少学生在他的影响和指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阮慕韩奉命离开北平，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晋察冀边区，曾任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兼晋绥游击军政治部长、冀中军区司令部秘书长。1940后任华北大学法政研究室主任、北方局通讯联络部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秘书主任等职，并参加了延安整风。
　　1945年，日本投降，阮慕韩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担任察哈尔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这期间，他的“还田于民”的义举，轰动一时。1946年7月23日，阮慕韩在柴沟堡召开了主要由阮家佃户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将祖上留下的3200多亩土地还给农民，同时，还把家中珍藏多年的1000多件皮毛、绸缎、布制衣服，几百件农具，30000多斤粮食，两大箱金银手饰，一箱玉器全部交给当地农会，分给缺衣少食的贫困农民。《晋察冀日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阮慕韩献地》。
　　1949年9月，呼和浩特市和平解放，阮慕韩出任市长，在这一岗位上工作了13年，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面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正确贯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带领各民族干部和群众，精心治理，破旧立新，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使边陲城市呼和浩特迅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出现了建市以来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1964年，阮慕韩因直肠癌被送到北京抢救，当他知道自己的病已经治不好时，硬是让孩子们把他送回呼和浩特，他说：“我一定要闻着草香味死去!”
　　1964年4月2日，阮慕韩同志病逝，享年63岁。
　　1986年，家乡怀安县建立了阮慕韩纪念馆。其子阮崇武曾担任国家公安部部长、劳动部部长，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

阮礼军

阮慕韩：从大地主到共和国市长

放弃大地主的优裕生活投身革命，献出良田三千亩粮食三万斤支持革命———

　　本文主人公　阮慕韩

　　
    1902出生于河北怀安县柴沟堡镇。17岁进通州（现北京通州区）潞河中学，高中毕业后，东渡日本入庆应大学，攻读法学。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运动。抗战前，在华北联络站工作；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察绥游击军政治部部长、冀中军区司令部秘书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秘书主任、察哈尔省高等法院院长、石家庄市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1964年因患癌症不幸逝世。

　　本文所涉及人物关系表

　　阮慕韩、张耀湘（父亲、母亲）

　　阮若珊（长女，原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

　　阮若琨（二女，原北京积水潭医院眼科主治医师）

　　阮若琳（三女，原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第一任主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国电视》主编）

　　阮若瑛（四女，原中央党校干部）

　　阮崇武（长子，历任公安部长、劳动部长，海南省委书记、省长）

　　阮崇德（六子，原航天部干部、高级工程师）

　　阮崇智（七子，原航天部四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阮慕韩有七个子女，全家九口人，九口人都参加了革命，九个共产党员，可谓是一个革命家庭。带领全家走上革命道路的，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阮慕韩。


阮家七兄妹老年合影：前排左起，阮若琳、阮若珊、阮若琨、阮若瑛；后排左起，阮崇智、阮崇武、阮崇德

■少年留洋　归国加入中共特科

　　阮慕韩出生在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镇的一个大地主家庭里，三代单传，其家庭地位可想而知。长大后，他去了日本，在东京留学，一去就是七年。他每隔一年回家度一次暑假，只要一回家，全家人就都围着他转，妻子张耀湘也用全部时间来陪他。因为长期离家，孩子们对他很陌生。七个孩子中身为大姐的阮若珊记得，一次阮慕韩从日本回来，她可能觉得自己被冷落了，心里老大不高兴，就大发脾气，大喊：“让爸爸回他的东京去！叫爸爸回他的东京去！”阮慕韩也生气了，要打若珊。后来还是许多人把她举起来才没打到。

　　不过，阮慕韩每次回来，都会给孩子们带玩具、洋娃娃、日本点心，还有日本书包、铅笔盒等。听张耀湘说，阮慕韩很用功，专心读书，但不善于料理自己的生活，有一次一枚铁钉穿透皮鞋扎到他的脚底板，扎了一个大窟窿，直到脚底发炎了他才发觉。张耀湘曾心痛地对孩子说：“你爸爸是个不会生活的书呆子。”

　　大约是“九一八”事变前后，阮慕韩从日本毕业回来了。他的妈妈为此非常高兴，以为家里从此有了主心骨。可是阮慕韩在老家住了没多久，就到北平做事去了。他在大学里教书，经常来往于北平和柴沟堡之间，回到家还经常有人来找他，很是忙碌。后来有一段时间，阮慕韩突然不见了。解放后才了解，他于1931年已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中共地下党特科成员。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阶段，中共特科科长顾顺章被捕叛变，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在这一时期，一个地主家庭的大少爷，三家著名大学（中法大学、东北大学、天津法商学院）的教授，能够义无返顾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应属不易。

　　■迁居北平　身陷囹圄三十二天

　　1933年，阮慕韩毅然离开祖居，放弃家中万贯家财和安逸舒适的生活，要把全家迁到北平去。当时他的母亲痛哭了一场——阮慕韩是独生子，十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他和母亲孤儿寡母，日子过得提心吊胆。母亲好不容易盼阮慕韩学成回国，本希望他能承担这一副家庭担子，万万没有想到，阮慕韩却做出脱离这个家、离开老母远去他乡的主张。

　　阮慕韩一家到了北平后，租了一个四合院。妻子张耀湘本来在家乡一小学当校长，现在则不再做事，完全在家操持家务。阮慕韩在中法大学、东北大学、天津法商学院等院校任教，工资加起来不到二百元，这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然而阮慕韩的社会活动多，应酬多，家里孩子多，开支大，生活还是很拮据的。

　　1934年11月的一天，阮慕韩从天津讲课回来刚进家门，帽子还拿在手里，车夫老佟急匆匆进来说，门外有一位白先生找他，却不肯进来。阮慕韩应了一声匆匆出去，就再没回来。老佟说阮慕韩被胡同口停着的一辆小汽车拉走了。当时母亲正在医院待产，家里一群孩子不知道阮慕韩发生了什么事，直到舅舅、姨母来后，大家才知道，阮慕韩被捕了。

　　舅舅、姨母等各处奔走，终于打听到他被关在了何处。母亲没有满月就从医院赶回家来托人、花钱，万分焦急。幸亏阮慕韩各方面的朋友多，肯于帮忙，他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被拘留了三十二天，最后，经留日同学李受天保释，才把阮慕韩放了出来。回家的那一天，阮慕韩留着满脸的胡子，精神很好，他说，在狱中听到一狱卒向他道喜，还以为要押解他去南京，或拉出去枪毙呢，没想到是回家。阮慕韩说在狱中认识了很多青年朋友，他在中间算是最有钱的，他就买烙饼给大家吃。阮慕韩说自己是一员福将，老是碰到好人。

　　■来到晋绥　当选议员服务参议

　　1937年“七七”事变，抗战开始，第二天阮慕韩就离家辗转到了太原，后来到晋绥地区参加抗战，先后在察绥游击军、冀中军区司令部任职。

　　1943年1月，为了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晋察冀边区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阮慕韩当选为议员并担任了参议会的秘书主任。按照党的规定，每一参议员都分派了一名警卫员，负责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安全。阮慕韩经常和警卫员们说：“参议员都是我们边区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定要想方设法让他们吃好，休息好，切实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是党和政府交给你们的重要任务，希望你们一定要坚决做到。”当时，正是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疯狂扫荡时期，为了避开敌人的残酷扫荡，保证参议员们的安全，他身体力行，行军带着尖兵班在前探路，带领参议员们爬过人迹罕至的摩天岭，夜过大石湖，爬越阎王鼻子山和没耙沟，偷越兔儿荒草坡等地。每到一地休息时，他首先看老先生们睡的地方舒适不舒适，吃得可口不可口，衣服脏不脏。如果发现一处不合适，当即指挥警卫员去搞好。因为生活搞得好，休息充足，这些老先生们都情绪饱满，没有一个掉队的。那时，阮慕韩年已40多岁，又是深度近视眼，在坎坷崎岖的羊肠山路上经常摔跤，可是哪一次也没有跌坏。大伙儿问他有什么秘诀？他笑着说：“头为人身之首，要跌跤时首先把头抱住，啥也别管。”逗得大伙儿全笑了。

　　■为寻阮慕韩　儿女步行千里去延安

　　大姐若珊在阮慕韩潜移默化的教导下，早已参加革命，在学生时期就做起了地下工作。后因联络人被捕，她由地下党安排去了革命根据地，她是这个家庭中首先投奔抗日根据地的一员。到了根据地才知道，这一切都是阮慕韩安排的，父亲早就是她的革命领路人了。

　　194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阮家几个孩子去北海公园滑冰，傍晚兴冲冲地赶回家，看到地下党“李大夫”（即后来出任卫生部长的崔月犁同志，他总是手提医药箱出入我们家传信息）正和母亲低声谈话，气氛紧张又有些异样。随后，“李大夫”匆匆离去了。母亲告诉大家，阮慕韩从晋察冀边区捎来口信，他要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今后生活可能相对安定一些，让母亲把长大了的孩子送去延安接受党的教育。

　　母亲最后决定，让排行老三的若琳（后曾任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第一任主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和排行老五的崇武（后曾任公安部部长，海南省省长、省委书记）一起走。当时，崇武十岁，身体结实，出门在外，有个男孩子陪伴姐姐，家里人也放心些。另一方面，崇武当时半懂事，又不懂事，他一个心眼要打日本，在学校里经常和日本小孩打群架，每每闯了祸，别的孩子都吓跑了，而他总是留下来挨班主任的罚，还从不咬出别人来。母亲为此很是揪心，怕由此暴露了革命家庭面目，因此就考虑让他去延安，满足他打日本的心愿，也免去家人担心。

　　那时阮慕韩在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担任秘书主任，驻地在阜平县夹背村。哪知姐弟二人千辛万苦地到了阜平后，阮慕韩已经带领一个干部队去延安了。经过紧急思考，若琳问崇武愿不愿再和她一起到延安去找阮慕韩。崇武倒是毫不犹豫地点点头。于是，姐弟二人背上背包又继续上路了。

　　经过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走了三个多月，终于到了延安。这时是1944年5月初，阮慕韩几乎不认识崇武了，见了面只是用手摸着他的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家里人少了，可革命工作并没有中断，北平的小院成了中共《解放周刊》的秘密出版社，全家人为这些地下工作人员做着掩护工作。直到周刊被封，北平没有了立足之地，母亲带着剩下的孩子们投奔了在晋察冀的阮慕韩，留下一个老保姆守家。最后，连老保姆也无法继续住下去了，大门一锁，也去了晋察冀。从此，阮家全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为给儿子领面粉　跑了二十里路

　　到延安后，崇武被安排在延属分区干部子弟小学读书，就在宝塔山斜对面的山坡上。若琳在桥儿沟延安中学读书，两人相距十几里。阮慕韩在党校二部参加整风学习，相距也有十里之遥。平时，三人很少见面。

　　1945年夏天，崇武得了化脓性扁桃腺炎，发烧到40度。若琳正从工作地甘泉来延安，这才把他送到医院去看病。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药，只是张开嘴巴，用棉花球往喉咙口抹碘酒，所以在医院就住了下来，以便治疗。阮慕韩用他有限的一点点津贴费，给崇武买了西瓜，坐在旁边看着他吃。那时候，小孩子除了上山摘酸枣之外，别无其他零食，吃西瓜可以算是最大的口福了。

　　然而不久，爷台山战斗下来一批伤员，把医院住满了。按照医生的劝告，崇武转到阮慕韩那里再休养一段时间。头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吃饭”——崇武没有资格在党校食堂吃小灶伙食。阮慕韩就专门为他去领来菜金和口粮。他跑了二十多里路，亲自背回一袋面粉。当他吃力地向坡上走来的时候，崇武站在窑洞前的山坡向下看。看着平时文弱书生的阮慕韩，如今为了孩子竟如此的不辞千辛万苦，崇武的眼泪从心里涌了出来。

　　那时在延安，一个窑洞住四个人，都是团以上干部。床边加一块木板，崇武就和阮慕韩住在了一起。白天大人们开会、学习，崇武就用土制卷烟机帮大家卷烟，搓吹火用的纸。因为缺火柴，他能熟练地用火石打火，为大人们点烟。

　　阮慕韩本是一介书生，又是大地主家庭的独子，在这样艰苦的战争年代里，连自己的生活也不善于料理，更谈不上拉扯孩子了。但不管怎样，在延安，他还是尽心尽力地想把事情做好，从未对孩子们发过火，也没有斥责过孩子。他对孩子们的爱，就是在这样的小事中无声地传递着。

　　阮慕韩是个沉默的人，难得开口说话。有时吃完晚饭之后，他就带着崇武去爬山。如果崇武跑在前面，他就紧走几步；如果崇武在后面，他就回过头等一等，但从来也不谈什么，就这样沉默地散步。

　　抗战胜利后不久，若琳和丈夫（刘世昌，曾任空军副政委、原回民支队政委）随着部队路经延安，出发到东北去开辟新区。阮慕韩把仅剩的一点津贴全部买了土制肉松，让崇武带上，一大早就赶往驻地，为他们送行。

　　大姐若珊还说过，1949年6月，在刚刚解放的华北第一座城市石家庄，她见到父亲母亲。这是她自1938年10月和父亲分手之后第一次相见，当时阮慕韩担任石家庄市法院院长，母亲正在一个学校教书。在离开石家庄的时候，她抱着两个月大的婴儿，坐一辆三轮车上火车站。阮慕韩当时是刚进城的革命干部，就是不坐三轮车，硬是跟着她的车一直跑到车站。阮慕韩一边跑，若珊一边流泪，一边为父亲这样的举动所感动……

　　■让犯人自行回监狱

　　转移几百里无一人逃跑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11月25日，我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在宣化成立，阮慕韩奉命出任省高等法院院长。他上任第一天办公，就向全院干部讲明人民法院和反动政府法院的本质区别，并当面“约法三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律工作者，一定要反映劳动人民的意愿，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刚直不阿，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办案原则；一定要杜绝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执法违法的旧衙门作风。

　　为了提高司法战线工作人员的工作水平，阮慕韩在1946年春，借用宣化师范学校办了两期司法干部培训班，共有80多名学员接受了训练。

　　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法律系的阮慕韩亲自授课，他选取了一批典型案例，和学员一起剖析研究，还带领学员深入发案现场勘验，提高了学员对疑难案件的识别能力和推理判断能力。这批学员在全国解放后，很多人担任了司法战线的重要职务。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0月11日，察哈尔省撤离宣化一带。省法院和宣化地方法院及在押犯人转移到涞源县。在改造犯人的过程中，阮慕韩要求他们人人学一门技术，以备将来自食其力、成家立业。他经常给犯人们做报告，进行法制教育，还从生活上对犯人给予关怀。

　　1948年12月，张家口第二次解放。察哈尔监狱也要迁回张家口。从涞源到张家口几百里路程，那时交通不便，所有在押犯要步行几天。阮慕韩决定犯人们三人一组，五人一伙，自己组织起小组，分散着回张家口报到。这些犯人一路上自己号房子，自己做饭吃，跋山涉水，待到张家口清点人数，一个不少，全部到齐。这一事件后来被人们称为法制史上的奇迹！

　　■献田三千亩

　　献房五十间

　　身居宣化、担任察哈尔省高等法院院长的阮慕韩，时常怀念久别的邻近家乡——怀安县柴沟堡镇。把家里的土地还给贫苦农民可以说是他一直的夙愿，为此，他曾与本家阮葆忱进行多次联系并协商有关“还田于民”之事。叔父也深明大义，决心予以帮助，共成此事。

　　1946年7月23日，阮慕韩在怀安县人民政府和柴沟堡区主要负责同志协助下，在柴沟堡城内西北角旧戏院召开了主要有阮家佃户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无任何条件地将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三千多亩，还田于耕种土地的父老乡亲，并报请当地政府同农会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乡亲。

　　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只是提出和号召对地主占有的土地实行“二五减租”，而阮慕韩却来了个自觉自愿地和盘奉还，这在当时的农民心目中确实是“破天荒”。会后，阮慕韩还将家中珍藏的1000多件皮、毛、绸、缎、布制的衣服，几百件农具，三万多斤粮食，两大箱金银首饰，一箱玉器全部交给当地农会，分给缺衣少食的贫困农民。

　　这一年7月26日的《晋察冀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地主出身的共产党员阮慕韩献地三十余顷，其叔父亦深明大义共襄义举”的通讯报道。同日，还发表了《阮慕韩献地》的社论，对阮慕韩的举动给予高度赞扬。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同日还给阮慕韩致函，表示将号召从地主阶级转到无产阶级立场来的这一部分党员向阮慕韩学习。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中共察哈尔省委、晋察冀边区农会等也纷纷发表了嘉奖令等，对阮慕韩的举动表示欢迎。

　　阮慕韩的这一举动得到当地大多数地主阶级出身的党员干部和开明地主的热烈响应，晋察冀边区很快地掀起了还田于民的热潮。还田于民的热潮，使得晋察冀边区大部分地方解决了几千年来未能解决的“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使得很多农民实现了拥有耕地的夙愿。

　　新中国成立之后，送子上学的社会风气油然而生。当时，阮慕韩老家柴沟堡镇有一所高小、三所初小，在校学生1200多人，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人民政府想新建若干校舍，又深感财力不足，为此准备将阮家的旧宅院暂时改作学校。这所宅院，有瓦房42间，土房11间，而且房屋宽大、坚固、明亮，庭院又宽阔，稍加改建，就可以成为比较理想的教育场所。因此，柴沟铺镇人民政府致函当时任呼和浩特市市长的阮慕韩，协商租房办学之事。

　　1951年1月16日，阮慕韩亲笔写信给怀安县县长李振华，信中说：“李县长，我家在柴沟堡之祖居房屋，久已无人去住，政府如有需要，请即派人接收，归政府所有，不必谈什么租赁。我家均在革命工作岗位工作，用不着这所房子，请即派人与张效西先生接洽为盼。”

　　2月7日，张效西先生（舅舅）以阮慕韩代表人的身份向县人民政府呈送了《献房愿书》。

　　■任呼和浩特市第一任市长

　　显霹雳手段平俘虏闹事

　　1949年9月19日，归绥市（现呼和浩特市）和平解放，这是华北地区最后解放的一座边陲城市。阮慕韩担任第一任市长。当时，华北国民党的大批起义被俘军官留在这里。其中的顽固分子鄂友山、刘万春在起义人员中游说煽动，说什么“起义就是投降，和平就是兼并吞食，缴我们的械。别看我们被迫起义了，目的就是借共产党之‘水’养我们之‘鱼’。待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起，我们就重振旗鼓，再见高低。”

　　1950年，鄂友山果然带了一部分人，持枪冲进公安三分局，向分局索要他们的枪支弹药。三分局局长安文尚一面做好武装防范，一面向阮慕韩汇报。阮慕韩觉得，这些人竟敢如此嚣张，不予打击是不行的，便当机立断，命令三分局把鄂友山等人的枪支全部缴械，人员全部扣押。平息这一叛乱事件后，阮慕韩立即去找董其武将军（傅作义的部下，国民党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1949年7月起义），晓以利害，让他出面解决这一问题。董其武非常气愤，立即给鄂友山去电话，骂他“顽固不化，混蛋透顶”，勒令他反省罪行，听候人民政府处理，并对阮慕韩说：“此事一定要严加惩处，以儆效尤。”阮慕韩说，我们对顽固不化的当然不手软，但考虑到党的统战政策，如果他们改恶从善，今后遵纪守法，还会给他们一个机会，也请董将军今后对下属严加管教。后来经过教育，将鄂友山等释放。阮慕韩的这一做法，使得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明白阮慕韩并不只是一个文弱书生，也有效地贯彻了党中央针对归绥市当时的特殊情况而制定的“团结上层，争取中层，扎根基层”的政策，使得呼和浩特市的局面逐步归于安定，走上正规。

　　从1950年奉命调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开始，阮慕韩在呼市先后出任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等职，领导呼市党政工作近13年。1964年4月2日，阮慕韩因患直肠癌医治无效，在呼市病逝，时年63岁。阮慕韩死后，妻子张耀湘写下了这样一副挽联：

　　抛亲别爱历尽星霜为儿女走下一条光明大道；

　　半生戎马十载疆场为革命献出你的全部力量。

　　1964年4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为阮慕韩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等党政领导人和群众参加。骨灰盒安放在呼市革命烈士纪念塔下。后经乌兰夫副主席批准，阮慕韩的骨灰于1984年4月22日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本文作者阮丹娣、刘晓音为阮慕韩、张耀湘外孙女。文中直呼长辈之名非为不敬，仅为叙述方便，特注。）

阮礼军

原公安部长、海南省委书记兼省长阮崇武、
中央电视台原副台长、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原主任阮若琳
均为阮慕韩前辈的子女。
阮慕韩家族人才辈出，实在是咱阮氏的骄傲！

阮礼军

七律·阮慕韩颂
抛亲别爱赴东洋，地下斗争为栋梁。
十载疆场书锦绣，半生戌马写辉煌。
慷然捐地三千亩，无悔爱民第一桩。
统战尽忠成楷范，秉公执法自铿锵。

dingnanruan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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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寿雄

阮家麟

阮万涛

我们阮家的骄傲！

阮孔亮

我们阮家的骄傲

阮任初